世人尽知江浙川粤等省是我国蚕丝的著名产区，却很少知道远处塞外的新疆也是盛产桑蚕的地方。沿天山南麓和塔里木南部的古丝道上，常常可以看到桑林叠翠的景色。喀什、和田、阿克苏、库尔勒、哈密、伊犁和吐鲁番等地，农民更有传统的采桑育蚕的习惯。1998年蚕茧产量达 3700万吨。

　　新疆蚕桑业最盛之地是昆仑山北麓的和田专区，产茧量约占全疆总产茧量的一半。在这里的片片绿洲上，无论是田边渠旁，农舍周围，到处是树干粗壮、柔枝嫩叶的桑树；大道两旁，也密密排列着饱经风霜，依然青春焕发的老桑，同杨、柳、桃、杏组成了锦缎似的林带。深入农家，更可看到维吾尔族妇女在养蚕室里和丝织机旁辛勤劳作的动人情景。清萧雄有《蚕桑》一诗，专咏当时和田蚕事之盛云：“绿帕蒙头手挈筐，河源两岸采柔桑。此中应有支机石，织出天孙云锦裳。”据《新疆图志》记载，20世纪初年，和田生丝和丝织品就有大宗出口，成为英、俄商人争购的商品。如今，在人民政府扶持下，这里的蚕桑生产更是大大发展了。不但农民的家庭养蚕甚为普遍，而且各乡、村都有了较大规模的集体养蚕组、养蚕室。妇女采桑育蚕，已经形成和田绿洲的一项重要副业。和田养蚕业之盛，与当地自然条件有关。和田气候温和，阳光充足，雪水丰沛；特别是这里春来较早，气温提升快，夏季气温稳定而不过高，这对栽桑育蚕来说是很适宜的。据调查，和田地区一般桑、蚕的病虫害也比内地少得多，这可能是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气候干燥、紫外线辐射较强的缘故。

　　新疆的栽桑养蚕法，是随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而从祖国内地传入的。《魏书》就已谈到高昌(吐鲁番)“宜蚕”、于阗(和田)有桑麻、焉耆“养蚕不以为丝，唯充绵矿(即绵絮)”。《北史》也说东晋武帝时，古于阗、焉耆、高昌出产蚕丝。现代史学家考证新疆蚕史时，常常引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，即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的《瞿萨旦那国》(今和田)条中所述：“昔者此国未知桑蚕，闻东国有之，命使以求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，严勒关防，无令桑蚕种出也。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，求婚东国。国君有怀远之志，遂允其请。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：‘尔致辞东国君女，我国素无丝绵，桑蚕之种可以持来，自为裳服。’女闻其言，密求其种，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。既至关防，主者遍索，唯王女帽不敢以检。遂入瞿萨旦那国，止鹿射伽兰(佛寺)故地，方备仪礼，奉迎入宫，以桑蚕种留于此地。阳春告始，乃植其桑。蚕月既临，复事采养。初至也，尚以杂叶养之，自时厥后，桑树连荫。王妃乃刻石为制，不令伤杀，蚕娥飞尽，乃得治茧。”这个由和亲政策导致的内地栽桑养蚕法传入和田的故事，在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中也作了相似的记载。根据我国丝绢于汉唐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、欧洲的史实，可以肯定这个记载绝非子虚乌有。由此可证，内地蚕桑技术传人新疆的时间，最迟不晚于公元7世纪。从那以后，蚕桑业在新疆世代绵延。清代末年，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，也看到了新疆发展蚕桑的重要性，为此采取了扶持的政策，设立了蚕桑局，曾招募浙江“湖州土民熟习蚕务者六十名……并带桑秧、蚕种和蚕具前来”(《左文襄公全集·奏稿》)。当时仅从长江下游运来的桑苗就有几十万棵。同时，还大量招收维吾尔族徒工，推广江南地区栽桑、育蚕、缫丝、织绸等先进技术，因而新疆蚕业曾有一定程度的振兴。但终因封建束缚和外商掠夺，不久蚕事又渐衰落。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新疆蚕桑、丝织业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。建国初期，人民政府即从江浙蚕区大量调来蚕丝工人和专业人员，以及大批优良蚕种和缫丝机械设备，支援新疆发展蚕桑生产，建设现代化的丝织工业。并先后从无锡、苏州调来几百名技艺娴熟的缫丝女工，在唐玄奘访问过的瞿萨旦那的故地，帮助建立了新疆第一座缫丝厂一一和田丝绸厂；同时，从和田派出许多维吾尔族女青年到无锡学习缫丝技术。这些人民的“公主”为新疆蚕丝业所做的贡献，堪与1000多年前的“东国传丝公主”媲美竞辉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疆除了大力恢复和发展和田、莎车等老蚕区的蚕桑生产之外，并积极建设新的蚕桑生产基地。在一些国营农场和农村中，推行科学养蚕技术，还建造了4个蚕种场和4个丝绸厂(和田、喀什、阿克苏、阿拉尔)。新疆出产的生丝，部分用于织绸，主要织制少数民族喜欢的艾得莱斯、百合散、乔其绒等绸缎。1983年，新疆丝绸第一次销往内地，向广东惠州供应了丝绸1万米。目前，新疆的缫丝业已拥有集缫丝、织绸、印染为一体的丝绸联合企业，新疆的丝绸不仅在江浙一带久负盛名，而且远销中亚各国。新疆的丝绸将以更靓丽的色彩在丝绸之路上闪烁。